（本文内容已于前日发布，今值新教传入福鼎桐山一百三十一周年，特据原文稍加修订，再行刊布，以志纪念。）
【引言】1895年3月，一位名叫H. M. Eyton-Jones的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携四担《福音书》等书籍，自福宁府出发北上，开启了一段颇具张力的福鼎之行。在当年的英文简报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福鼎街头所遭遇的“匕首冲突”、县令的“官方感冒”（即以公务为由拒见）以及一场因骤雨而得以缓解的骚动。本文通过比对多方中外史料，试图拨开历史迷雾，还原这位“西人”在福鼎桐山大地留下的最初印记，并藉此填补一段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基督教新教入闽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教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抵达厦门鼓浪屿，此举通常被视为新教传入福建的开端。1847年1月2日，美国公理会（美部会）差会派遣的宣教士杨顺（Stephen Johnson）自暹罗曼谷抵达福州，成为首位到达福州的新教宣教士。而英国圣公会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传入福建始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是年5月31日，札成（Robert David Jackson）与温敦（William Welton）两位宣教士抵达福州。
1866年圣公会宣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1834.3.17–1915.12.2）1与黄求德2 首次到访福宁（霞浦），1876年差会派牧师常驻福宁。之后派教师到此兴学。1889年创办培德女校，妇女学校。1898年立作元学校。1902年建成可容300多人的“萃贤堂”。另1882年雷腾医生（Dr. B. Van S. Taylor）受聘到此行医布道，深得社会人士好感。之后创办博济与博爱医院（分别为男子医院与女医馆），1942年合并为霞浦圣教医院。所立医院、学校都大大造福福宁府各地。
上图：密马可医生、福宁博济医院的工作人员，约1915年，从时间判断，居中的两位外国人可能即密马可医生、刘荫棠医生
基督教新教入福鼎桐山考述
但基督教新教传入福鼎究竟何时，首先来鼎者又是何人？笔者翻开《福鼎基督教志》，在第43页提及：“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安立甘宗’教派‘西差会’遣派传教士伊武维牧师到霞浦县传教。光绪二十年（笔者按：1894年），伊牧师从霞浦首先来福鼎传道。但当时遭到群众反对而离去”。（笔者按：请注意这里提及的“遭到群众反对而离去”。）
另外，在《霞浦基督教志》第19页提到另一位牧师名字：“1889年，教区又增派英人霭顿崇牧师（Rev. H. M. Eyton Jones）来霞协理教会事务”。
该志第31页的：“外国教牧人员来霞服务教会一览表（一）”上看到这个中文名曰“伊武维”的牧师没有英文备注名字。而“伊武维”与 “霭顿崇牧师（Rev. H. M. Eyton Jones）”来霞浦的时间在记录上只相差一年。鉴于那时候的国人大都不识英文，故将这个“Eyton Jones”的“EY”直接叫“伊武维”也是在理。综合时间、地区及差会人员名录等多方史料比对、核查后，笔者认为《福鼎基督教志》中所载的“伊武维”，极可能即英国圣公会传教士H. M. Eyton-Jones”。
那这位霭顿崇牧师（Rev. H. M. Eyton Jones）他是什么时候来福鼎的？在一番查询后，笔者在英国圣公会差会（CMS）相关档案馆所藏文献找到一份1896年的刊物《Proceeding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3，在这书的第326–327页记录着一段话（译文）：
“1895年3月，霭顿崇先生（Mr. Eyton-Jones）在福宁府以北两日路程的县城福鼎开设了一家书店。那时他遭到衙门警察的猛烈袭击，那名警察手持匕首向他冲来。然而这位行凶者被霭顿崇先生和他本地基督教同伴缴械，并用辫子将他绑在门柱上，直到其他警察赶到才将他带走。此人并未受到官吏的惩罚”。
关于此事更为详细的历史记录，笔者随后又检得H. M. Eyton-Jones牧师本人的记述：（译文）4：
”霭顿崇华南地区福鼎开书店始末“
福建福宁的霭顿崇牧师（The Rev. H. M. Eyton Jones）发来以下报告，记述他于三月尝试在福鼎（Fuh-Ting，位于福宁以北两日路程的县城）开设书店的经历：
“在福宁府宴请道台时，我向他表达了在福鼎开设书店的意向。他很友善地为我提供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还叮嘱当地县令提供常规保护。带着四位基督徒教师和搬运四箱《圣经》等书籍的教友，我于三月二十一日抵达福鼎，受到了当地小群体的热烈欢迎——他们此前已历经诸多磨难。我的拜帖递入县衙，但县令以“官方感冒”（即公务繁忙）为由拒见。（注：原文“official cold”（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官员拒见的讽刺说法）
客栈楼下关着一名因偷木柴被县令重责八百鞭的可怜囚犯，他因过度严刑而精神失常，戴着巨型木枷被铁链锁住，成为暴民辱骂和街头混混投掷爆竹的活靶子。这位县令堪称严厉（甚至可称为凶残）的司法官。”
“3日至5日是平和快乐的日子。访客络绎不绝，皆彬彬有礼，多数友善。布道与售书进展顺利。”
“5日-一名衙役（警察）黄鹤（Wong-Hak）携酒入店，不仅当众辱骂，更煽动围观者毁店。我们报警后，此人离去。”
“6日-请求县令发布公告确认宣教合法性。信使见“病中县令”正在痛斥某不幸者，门卫因提前接见信使遭鞭打，展示其血衣为证。”
“6-7日-深入乡村售书。此地土地肥沃，是茶和烟草文化的中心。”
“7日-黄鹤再次出现（他是知县的差役，北京人，多年前因过失杀人被流放；现在和其他当地警察一样，是民众的威慑力）。在经过一番辱骂（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后，他退后一步，拔出一把匕首5。见众人惊恐，我冲上前将其抱住，展开一场激烈的扭打与缴械冲突。所幸其同伙未援，最终夺下其匕首，将其发辫（辫子）绑于门柱。此人反复抚摸喉咙，高喊同伙助阵。”
“为震慑暴徒，我取出《斯蒂德济贫记》坐在囚徒身边佯装阅读。此计初见成效，但黄鹤不断向同伙示意，最终暴徒蜂拥而至。新到警察将黄鹤带走（假装平息骚乱）。暴徒喧嚣持续至下午四时。我们已饥肠辘辘，虽惯于威尔士足球赛的喧闹，仍需进食。众人劝我上楼避乱，以免成为暴民围观目标。圣经诗篇34篇、35篇，“这困苦人呼求”，是对我非常真实的安慰。被困楼上，听着楼下人潮涌动，实为神经考验。夜雨如及时雨，缓解了“粪水淹没”的恐慌传言。”
“8日-县令拒绝惩处当街抽鸦片烟的仆役（信使亲眼所见）。我们于下午三时撤离，张贴‘暂停营业，筹备医院’告示，列队缓行以免显仓皇。领事正审理此案，认为袭击事件严重。我对同工勇气深感钦佩，对其苦难深表同情，更感恩天父保守。愿主垂听（启示录3:8）。”
…在此次风波之后，福鼎城内一度出现了大量针对外来文化的匿名揭帖。这些文字充斥着当时典型的民间谣言——将陌生的医疗行为或社会习俗歪曲为‘不孝不忠’乃至荒诞的‘身体伤害’。这种现象在近代史研究中并不鲜见，它真实地折射出在信息闭塞的晚清，地方乡里社会在面对剧烈文化冲击时，因深层恐惧而产生的应激反应。即便舆论环境如此恶劣，档案显示：“尽管如此，书店仍然保留了下来，两名由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支付报酬的传道人在该地区工作6”。
由此可见，1895年福鼎事件并未导致宣教工作的中断，反而在冲突与妥协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在地化生存状态。这一点，与同时期华南多地教案后“撤离—重建”的模式有所不同，显示出福鼎地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自此，综合中外史料比对，笔者认为，《福鼎基督教志》中所记载之“伊武维”，极可能即英国圣公会宣教士H. M. Eyton-Jones。相关档案亦显示，他于1895年3月21日抵达福鼎。此一考证，使新教传入福鼎的时间可较为明确地界定于1895年春。
霭顿崇在福鼎的经历，不仅是一段颇具张力的个人遭遇，更是晚清时期地方社会在外来宗教进入背景下多重张力的集中呈现：既包含中西文化接触中的认知冲突，也反映出地方权力运作的复杂面貌，如官员以“官样托词”拒见与基层差役的强势介入等。其所留下的第一手记录，为重建19世纪末福鼎地方社会图景，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在场者”视角史料。
人物介绍：霭顿崇（Hugh Mortimer Eyton-Jones）
霭顿崇（Hugh Mortimer Eyton-Jones）（1863年9月17日-1943年3 月25 日）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是一名牧师（一级军队随军牧师）、宣教士和英国圣公会宣教士协会成员，于1889 年至 1900 年期间在中国福宁府（福建霞浦）出任牧师。
他是雷克瑟姆的托马斯· 霭顿崇博士的儿子，爱德华·撒母耳森爵士的侄子，爱德华·撒母耳森爵士于 1872 年至1873 年担任英国利物浦市长，也是便士邮政的发明者罗兰·希尔爵士的侄孙。霭顿崇从小就是虔诚的保守派基督徒，并被鼓励培养对神学、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兴趣。
霭顿崇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接受神学教育，188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189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前往剑桥大学里德利学院深造。他于1886年被授予执事圣职，并于1887年12月18日在伍斯特大教堂被授予牧师圣职。1886年至1889年，他担任伯明翰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助理牧师，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简·伊丽莎白·萨维奇（Jane Elizabeth Savage），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两人都热衷于志愿服务和海外宣教工作。
受“剑桥七杰”的影响，霭顿崇于 1889 年 3 月加入了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 (CMS)。 “剑桥七杰”于 1885 年透过中国内地会组建，旨在前往中国宣教。霭顿崇是八位自称为“剑桥八君子”的人士之一。
霭顿崇和他的妻子于 1889 年启航，并在福建东南沿海一带（主要在福宁）停留了八年。这对夫妇的前三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为了交通，他乘坐他的叔叔爱德华·撒母耳爵士赠送的一艘游艇沿河而上。
1895 年 8 月 2 日，霭顿崇为史荦伯牧师主持了葬礼。史荦伯7牧师与他的家人等十人于1895 年一起被杀.害。这起惨痛事件即是震惊中外的“古田华山教.案”（Kucheng Massacre），对霭顿崇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 1900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返回英国。他的妻子简·伊莉萨白·霭顿崇于 1940 年 5 月在战争中去世。1942 年冬天，一场严重的带状疱疹促使他给主教写了一封辞职信，但他于 1943 年春天去世。
文章脚注：
注1）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1834.3.17–1915.12.2），爱尔兰籍，身材高大（约1.88 米），谈吐风趣。1857年进入英国伊斯灵顿学院（Islington College）接受神学训练，1862年5月受英国圣公会差会（CMS）差遣抵达福州，长期从事传道与教会拓展工作。一生披荆斩棘，硕果累累。1915年12月2日卒于福州，安葬于福州洋墓亭教会公墓。其一生除传扬福音外，亦积极参与译介事工，先后将《公祷书》《马太福音》译为福州方言，并译有《约书亚书》、Rev. W. Dalton 著《教徒指南》、《教理问答》及《福州教会用赞美诗》等，因其在福建教会奠基性的贡献，被誉为“福建的摩西”。
注2）黄求德，福州早期基督徒与传道人，娶梁吕底亚（Lydia Leang）为妻。梁吕底亚为中国最早的牧师梁发（Leang Afa，1789–1855）之女；梁发因协助马礼逊印刷中文圣经而接触基督信仰，后受洗并被按立为牧师。黄求德与梁吕底亚家族中，先后产生八位牧师与九位传道人。
注3 ）Proceeding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96), pp. 326–327.
注4）The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95), pp. 532-533.
注5）1895年春，正值甲午战后，东南沿海局势波谲云诡，民间结社与教派活动日益活跃。文中所述的‘刺杀’行为，应置于清末复杂的民间动员与官民矛盾背景下审视。尽管西方文献将其归类为斋教成员，但鉴于行凶者‘衙门仆役’的特殊身份，此举更多折射出当时地方势力对外来文化侵入的应激性抵触，而非单纯的教派组织行为。”
注6）Proceeding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95-96*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96), p.327
注7）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生于1850年3月，为英国爱尔兰都柏林望族。从小素性聪颖，品学兼优。1873年都柏林大学毕业后，于伦敦攻读法律。后听见圣经的话：“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2。当晚，他便决定放下属地的荣耀，奉献自己研究神的话语。1875年，他成为英国圣公会差会的成员。在伊斯灵顿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后，于1876年在伦敦圣保罗教堂与罗为霖等同被按立为牧师。同年9月，与新婚的妻子同着罗为霖前往中国，11月14日抵达福州，致力于教育及本地化事工。“他是一位能以激昂语言唤醒人们投身传教事业的人，也是无惧危险的殉道者，同时还是一位组织者和政策制定者”。1895年8月1日，他在古田华山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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