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本系列旨在爬梳近代传教者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之生平遗迹，所涉史料悉依差会档案、往来尺牍及后人回忆。力求于故纸沉镞中厘清时代经纬，复原其事奉脉络。凡各章所述，若非另有志明，皆属原创，以飨读者。”
她第一次的假期
1900年8月，义和团运动事态急剧恶化。CMS委员会发电报，指示所有即将于1901年初有休假期[1]的传教士立即回国或转赴临近安全国家，以避开这个动荡的局势。9月2日和受恩等也从福州出发，经过6周的旅行，于10月14日抵达英国南安普敦。之后回到了英国诺里奇（Norwich）；
两百年前，诺里奇是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城市。其位于英格兰的最东部，毗邻风景优美的海滨地区，并且周边有英国最大的湿地保护区（The Broad），被公认为英国绿色城市。诺里奇也被公认为全英最适合居住、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是人们心中的向往之地。
探望家人后，和受恩教士于1900年10月29日至11月8日访问了利物浦，期间她住在位于大乔治广场（Bromboro House）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她曾是利物浦女子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成员。她第一次来华就是由该联合会资助的；1901年10月中旬左右和受恩离开英格兰，并于1901年12月4日抵达中国。
在陶淑女中
因和教士的身体无法承担巡回传教士的工作，回到福州之后，由于陶淑女校校长朗彼息女士（Miss C.J.Lambert）的推荐，她被安排在陶淑女子（Do Seuk
Girls’ School）学校负责陶淑女中的200多名女孩。她称它为“利和伯”（创26:22，意宽阔之地，宽阔之路），一个充满希望、硕果累累的地方。她拥有“令人愉快的”同工，与她们“和谐地朝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努力”。在这里，她正在向异教女孩们传授“永生的话语”。
陶淑女中的历史沿革
1864年士密斯夫人（Mrs.G.Smith）在福州城内乌石山创办女子学校，俗称“安立间女学堂”。但当时千金小姐，三寸金莲，难以登山，又因当时中国人非常反对外国人，并且怀疑传教士将女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所以进校学生寥寥无几。到次年，人数就逐渐增多了。胡约翰牧师夫人（Mrs.Wolfe）于1865年继任校长。1875年，英国远东女子教育促进社（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选派豪士顿（Miss Houston）师姐来福州任校长。豪师姐品学俱佳，经验丰富，贡献良多。
1879年，教会传教团因为乌石山反教暴动被驱逐出城，彼时有学生30人。不久，中国政府以城外南台仓前山之民房廉价租与教会为女校，并负责赔偿前次暴动之损失。1883年平师姑（Miss J.Bushell）来校主理校政，学制为六年。学生人数267人，7个班级，教职工有11人。
1889年，差会任命在福州传教的“远东妇女教育促进会”的朗彼息（Miss C.J.Lambert）女士为校长，负责募款购得岭后鳌头凤岭地块并建新校舍（总花费3000英镑，CMS方面只提供了800英镑）。期间，她亲自担任建筑师，亲自监督工人。就连罗为霖牧师都盛赞她说“这所学校成为她精力和能力的不朽丰碑”[2]。1900年新校舍陆续建成时已有200多名学生，定校名为陶淑女子学校（Do Seuk Girls’ School，该校名为福州话音译，用“罗马”拼音书写）。
陶淑女中早期的学生大都出身贫寒，衣裳破旧，为了集体活动时不致“有碍观瞻”，所以“安立间会”给学生统一制作校服（布料是某英国商行的信徒赠送的），上身为月白色衣衫，下身为桃红色裤子，每逢集队出校甚为显眼。当时有一首民谣：“安立间，毛兀邦（意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红红裤，月白衫”。另一面，学校还给学生供给膳食。西教士对学生的管束甚是严格，学生要轮流劳动，每天打扫三次，检查三次。学校开设的课程中，重视圣经内容。特别之处是要学习由外国传教士发明的用罗马字母拼写的福州话文字（平话字）。
上图：福州陶淑女子中学200多名女生的课间操，约摄于1900年前后，照片自CMS
上图：1930年代福州地图（部分），白色框标注处为岭后的“陶淑女中”。
在陶淑的服事
就在这里，和受恩开始了差不多五年左右的校园服事生涯。她与平师姑等人一同监理。开始时，她的职责是早上教书，下午探访村庄中的妇女。同时她还负责一些与陶淑女子学校相关的日间学校。她期望从“这项光荣的事业”中收获许多果实。下面是她于福州陶淑女子寄宿学校1902年11月的信件[3]：
过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和同事们的关系也最融洽。我的工作令人愉悦，最重要的是，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自身软弱无助，但在祂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做。我的同事平师姑（Miss J.Bushell）和朗彼息女士（Miss C.J.Lambert）可能会汇报学校的工作、财务状况等等，所以我不必多谈。
我这一年的工作一直是“一般性的帮助”，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以至于我真希望它能一直保持下去。我发现在这所学校教书越来越令人愉悦。超过200名女生聪明伶俐，乐于助人，无论教授圣经还是其他科目，都有很多机会教导她们走上公义的道路。听到我们的学生回家后如何被神使用，我们倍感欣慰。
举个例子，我们的一位实习老师离开我们，去港头学校帮忙。夏天，她和母亲住在另一个村子里，发现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同学，因为丈夫异教家庭的影响，变得冷漠无情。…今年，在同学的影响下，她成了家附近教堂的常客，并带领几乎所有她的朋友成为求道者。我们希望很快能听到他们受洗的消息。
本学期，我们有30名女生自愿去挨家挨户传道。我们每周五都会举办一次基督徒活动，她们会讲述她们去过的地方和看到的事情。上学期末，我们举行了一次结束祈祷会，宣读了大约70条祷告和赞美的请求——全部由女生们自己撰写。其中一些非常感人。她们中的许多人感谢学期期间得到的祝福和帮助，并祈求为她们的亲人，以及她们自己祷告，以便她们在家时能树立好榜样，并带领他们归向耶稣。也许您有兴趣了解我们的日常安排：
我们早上8点到校，直到8点30分，我们会重复一节圣经和一首赞美诗。每个班都以这种方式准备，一个学期下来，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8:30，我们会进行祈祷，并作简短的致辞。9点，各班分开唱歌，进行音乐练习。10点，每个班在各自的教室集合进行常规学习。直到12点，午餐铃响起。下午13:15，所有班级再次集合，学习写作，这门课由一位文学家——学校的老师教授。课程持续到下午16:00。18:30，女孩们在宽敞的教室里集合，准备功课并祈祷。晚上20:00钟，所有卧室的灯都熄灭了，一片宁静。
在陶淑女子学校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和受恩一面有喜乐的服事，另一面她也从神所量给的环境中学习了很多的功课。1901年10月5日，她在信中提到：“我还要感谢委员会及时送来的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4]的传记。我发现这本书对我们的一些传教士来说是莫大的祝福。我一直渴望拥有一本”。我们相信，由于穆勒传记的影响，和受恩与其同工者也学习进入信心的服事。我们从1903年8月19日，她所写的信中可见一斑:“现在我们每周需要10磅来维持我们的学校生活…上个复活节星期六，我们花光了最后一美元。复活节星期天早上，我们的神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送给了我们375美元”。
期间，她在健康上一直出现问题，她也因此操练进入和主柔细的交通里。1903年10月至12月13日，她一直在鼓岭山上养病。在夏普峰所发出的信说：“我刚从伤寒中恢复过来，就又得了疟疾，差点丧命。…患病期间，我和主之间有许多甜蜜的秘密。我相信我康复的生命会荣耀祂的名”。1904年12月10日她再次提及：
上图：和受恩于陶淑女中照
福建妇女会议
福建妇女会议于1905年11月16日至20日举行。和受恩在此次会议中担任秘书，并参与审议由家长委员会提出的新条例草案。该草案拟重新界定高级与初级传教士的地位，其内容实质上将影响福州传教团内部既有的等级结构与决策权分配。
尽管这些提议尚处草案阶段，仅其被提出便在传教士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安与猜疑。当时已不再年轻的和受恩明确表示反对该提案，而反对者亦并非她一人。最终，这些新规未获通过，也未正式实施。然而，在会议风波之后，和受恩却意外地退出了福州传教团。不久，另有两位传教士亦相继脱离CMS。关于她的离职原因，现存史料并不一致：有的记载暗示她是在压力之下被迫离职，而部分通信则显示，她的上级理解并尊重她的立场，并接受了她的辞呈。
从她于1906年9月19日写给巴林—古尔德先生的信[6]中可以看出，在这场妇女会议引发的风波中，围绕她个人名誉的问题已然浮现，并且对她造成了实质性的困扰。该信显示，当时的冲突已不再局限于制度或行政层面的分歧，而是涉及针对她个人品格的指控与谣言。她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巴林-古尔德先生：
…Lambert夫人[7]拒绝撤回针对我的言论，由于我不知道这些言论具体是什么，因此我已请求妇女大会让她当着我的面重申那些话。即便是罪犯，也有权听到针对自己的指控！上周六，我已告知我的区委会，如果Lambert夫人愿意撤回她的言论，我很乐意在学校工作至12月。但她既然拒绝这样做，我便请求区委会允许我去Deng Dai协助牛顿夫人[8]。我目前正在等待怀特先生（Mr. Whites）的许可，因为那是他的教区。一旦获得许可（如果我能得到的话），我将立刻启程前往Deng Dai。
由于我极其希望能让妇女大会免于听取Lambert夫人的“坦白”所带来的痛苦，我正给她一个机会，去分发一封信--随信附上副本——以驳斥目前在这个传教团中流传的关于我的那些无耻言辞。如果Lambert夫人愿意分发这封信，我将撤回向妇女会议的申诉，届时会议便可自由地处理其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倘若当初妇女大会的权威得到尊重，这场麻烦本就不会发生。
信中同时附有一封拟由Lambert夫人签署并散发的信函副本，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
对于目前流传的关于Barber小姐的种种谣言，我深感痛心。我借此机会向各位保证，我与这些谣言的散布毫无关系，因为我深知Barber小姐是一位品格高尚、思想纯洁的女性，其品行无可指摘。
此外，在1905年7月14日主教与和受恩之间的通信中，亦提及Miss Bushell小姐（平师姑）、Lambert夫人与和受恩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仍无法确切还原和受恩在这场风波中所遭受指控的具体内容。然而，从相关信件中反复出现的措辞—如“指控”“无耻言辞”“品格高尚、思想纯洁”“品行无可指摘”等—可以推断，当时的争议已涉及人格与道德层面的攻击。因此，后世部分资料中提及校长曾列举针对她的“十条罪状”，虽细节已难以考证，但此类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至少反映了当时冲突的激烈程度，已远远超出正常行政分歧的范畴。
无论如何，这段经历构成了和受恩属灵生活与事奉道路上的关键转折。从现存材料看，她最初并非完全沉默。面对他人捏造的指控，她亦表现出人之常情，试图通过正式途径澄清事实、洗刷不实的毁谤。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她逐渐放弃为自己辩解，并接受离开原有事奉岗位的结果。这一转变，若仅从制度或人事层面加以解释，仍显不足；她个人深刻的属灵领受，显然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她思想自己声名受损、遭受误解之时，主似乎对她说：“你们是属于我的。那些控告你们的人也是属于我的。我是头，你们二人都是我的肢体。想想我的手：拇指受伤还是中指受伤，对头来说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两个指头都疼。无论你受伤，还是对方受伤，我受伤都是事实。你为什么要争辩？你为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羞辱别人？你或许可以让自己免受诬告，但这不正是对我造成的伤害吗？你为什么要为自己辩解？孩子，平安吧！你的未来掌握在我的手中”。
然而，她的“罪案”仍然传到英国宣教母会。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断学习安静的活在十架的阴影里。她宁可受到误会也不愿为自己辩解。就是后来回到英国，继续保持沉默，不为自己表白。她在顺服里深切地经历主，进入与主更亲密的交通。她用诗歌来描述这种柔细的情爱和强烈的渴求：
一、勿让我走轻省道路，免其花朵夺我眼目； 更深交通带我进入，时时刻刻只与我主。
二、向我发言，亲爱的主，当我迈向更高之处，我魂向你柔声顺服，我心儆醒我惧尽除。
三、我主，若是我心疏忽，不顾奖赏、远离高处，愿你慈颜和你爱目，速来将我紧紧抓住。
四、向我施情细语，我主，作我亮光引我脚步，直到进入荣耀天府，完全得着神圣基督。
至终，一位同仁将事情真相告诉差会组织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知道和受恩将自己置于十架权柄之下，就对她说，“我以权柄命令你，将你在中国时所发生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不得有丝毫隐瞒”。因着和受恩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就说出在中国所发生之事的实情，不实罪名也因此得到澄清。
[1] CMS规定女传教士服务六年后可享18个月假期。参见：Minnie Wolfe, “Minnie’s Furlough, 1897–98,” in The Wolfe Sisters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0), p. 67.
[2] 参：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vol. 2 (1888-1901), 1 November 1900, p. 171. 1 March 1901,
pp. 39-40.
[3] M. E. Barber, “Letter from the Girls' Boarding-school, Fuh-chow, November 1902,” in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902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3), pp. 6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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