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是书凡十章，此为开篇。本系列旨在爬梳近代传教者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之生平遗迹，所涉史料悉依差会档案、往来尺牍及后人回忆。力求于故纸沉镞中厘清时代经纬，复原其事奉脉络。凡各章所述，若非另有志明，皆属原创，以飨读者。”
引言
《诗歌》[1]第282首，这是一首羡慕与主交通的诗歌，全诗共有三节：
卓越却又隐藏的器皿
论及和受恩，其侄女黎爱莲（M. L. S. Ballord）在她所写《一个见证人的脚踪—和受恩的故事》里说到：“她是传教士，却不像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有着显著的工作。因为她工作的范围几乎局限在中国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她爱主，且在属灵生命上成熟，但她也不像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那样留下许多著作；她也写诗歌，却不像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或以撒华滋（Isaac Watts）所写的诗歌，能在大多数基督教诗歌集中找得到”。她是神卓越却又隐藏的器皿。
1866年3月28日，和受恩出生于英国苏福克郡（Suffolk）的比森豪（Peasenhall），她的双亲是刘易斯（Louis）和马莎（Martha）。她的父亲是一名车轮修理匠[2]。但在她九岁时就极渴慕主，渴慕祂和祂的所是，如她自己所曾见证的：“只知道我一直觉得饥饿、要吃。我从九岁开始，至今几十年在神面前未曾满足过。昨天得着恩典、启示以后，又对神说，你还有好多，我还要，我还要。我一直要。我的态度乃是永远饥饿，却又永远饱足[3]”。由此可推测，她应该是生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
1876年时，她全家搬到了诺里奇（Norwich）圣马丁巷59号，这住宅位于圣马丁教区教堂的对面。在这里，家人创办了一家马车制造公司。和受恩第一次来华前曾居住在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并在那里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YWCA）的女监督。她第一次来华也是得着该联合会的资助。
来自遥远中国的呼召
1890年，和受恩24岁。在一场更正教中国宣教大会中，她听到身在遥远中国的戴德生所发出的呼召：“在基督教土地上，更正教的众教会，我们现在呼吁你们，在今后五年以内，差遣一千人来到中国，响应这些呼召。我们乃是为着三亿尚未听见福音的异教徒恳求你们…[4]”。
1896年1月16日，在得着一些训练与成全之后，和受恩与另外七位女士同伴在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CMS）的差遣下，从英国伦敦乘“罗马号”轮船启程前往中国[5]。
英国圣公会差会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传教机构，由圣公会成员及其他新教基督徒共同组成，成立于1799年4月12日。该机构产生于英国国教复兴运动的背景之下，深受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等人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福音派色彩。自成立以来的两百余年间，先后吸引了约九千名男女投身于其宣教与服事工作之中。
CMS根据《圣经》曾提出三句座右铭：第一，在人不能。第二，在神凡事都能。第三，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上图：1896年1月16日伦敦到香港乘客名单（部分），自伦敦档案馆。标记处为和受恩
上图：1896年与和受恩（M. E. Barber）一同来华的Leybourn小姐（中文名“卢师姑”），其1899年11月护照文件。借此可见当时所使用之护照文本格式与内容
殉道者的血—教会的种子
古田华山殉道事件，并非本书所聚焦的中心对象，却是理解和受恩来华之时代背景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转折点。此后，福建宣教工场不再只是一处等待拓展的禾场，而是成为一片已经以生命回应过福音托付的土地；差会对“差派”一词的理解，也因此带上了更为真实而沉重的内涵。
在和受恩等人尚未踏上中国福建这片未知的土地之前，她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即将前往的，正是不久前十多位传教士为主殉道之处。1895年8月1日，古田斋教教徒袭击了其时正于古田华山上避暑的英国传教士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6]及其妻儿和随行的其他女性教士，死难11人，焚毁房屋两栋。为呈现这一背景，笔者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一篇原文发表于1895年9月的文章〈为主而殉道者的记念〉[7]，该文出自英国圣公会差会刊物，对古田华山殉道事件作了当时的记录，现将原文译录如下：
“在过去数年间，我们当中已有一些同工被主接去，但从未有一次，如此次这般，以如此突然、如此惨烈的方式临到我们。就在一年之前，英国圣公会差会在中国福建的工作，虽非没有艰难，却仍在稳步推进之中，满有盼望。没有人会想到，如此沉重的一击，会骤然落在我们身上。
1895年8月1日，在中国福建省古田县境内的华山一带，发生了一起震惊人心的暴行。数位隶属于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宣教士，以及与他们一同服事的同工，在一场蓄意发动的暴力袭击中，被残忍杀害。这些主的仆人当时正在华山的一处地点暂时休养。该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相对安全之所，亦常被用作福州宣教士在酷热夏季中的避暑去处。此前，并无任何明确迹象显示危险正在逼近。然而，在那一天，一群暴徒突然包围了他们的居所。这些人手持刀械与棍棒，显然早有准备。袭击来得极为突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逃脱或防卫的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暴行，那些柔弱却忠心的主仆，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据后来幸存者及目击者的叙述，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这些殉道者并未表现出惊慌或混乱。相反，他们显出异常的镇定与安息。他们彼此勉励，将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安静等候结局的临到。其中数位姊妹，在极其残忍的攻击中当场殉道。她们为了福音离开本国与亲人，将青春与力量献给中国这片土地，最终也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她们的血，洒在了她们所深爱、并长期为之祷告的地方。男性同工同样未能幸免。…他们一同倒下，成为这次惨案中的殉道者。
当这一可怕的消息传至福州，并随后辗转送达英国时，整个差会都为之震动。无数主内的家庭在震惊与悲痛中彼此询问：为何神竟容许这样的事发生？许多人的心中充满疑惑，也充满无法言喻的哀伤。
然而，正如历世历代的教会所亲眼见证的那样，殉道者的血从来不是徒然流出的。相反，它常常成为福音继续向前推进的种子，成为唤醒后来者良心与信心的呼声。神容许祂忠心的仆人倒下，并非表示工作的失败，反而常常标志着祂旨意更深一步的展开。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亲爱的同工，并非因鲁莽、轻率或缺乏判断而丧命。他们是在清楚认识所处环境的危险性之后，仍然选择留在岗位上，忠心履行他们从主所领受的托付。他们早已将生死交托在神的手中，并在祂面前立定心志，无论生死，都要归荣耀与祂。他们的殉道，再一次向我们显明，真正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口中所传讲的信息，更是我们脚下所行走的道路。凡跟随基督的人，都必须预备好，在需要的时候，为祂付上代价。对于仍然留在中国工场的同工，以及那些正预备前往工场的人而言，这一事件无疑构成了一次严峻的试炼。恐惧与退缩并非不存在，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更深的呼召临到众人：是否仍愿意为着基督的缘故，甘冒风险，甚至舍弃生命？
在这一关键时刻，英国圣公会差会经过郑重的祷告与交通，清楚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尽管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差会并不打算撤退，也不准备放弃福建的工场。相反，他们决意继续差派工人，填补这些空缺，使福音的见证不致中断。这些倒下的同工，并未使差会的工作停滞；他们的离去，反而使托付显得更加庄严而不可推卸。那已经被献上的生命，呼唤着后来者继续前行。我们将这些为主殉道的同工，恭敬地交托在神永恒的记念之中。他们的名字，或许终将不再被世人频繁提起；他们的坟墓，也可能隐没在异乡的山岭之间。然而，在神那里，他们的事奉并未被忽略，他们的忠心也绝不会被遗忘。他们虽已离世，却仍旧向我们说话。他们的生命，见证了基督的宝贵；他们的死亡，宣告了主的福音比生命更重。他们用自己的血，向世人证明：基督配得人献上一切。
愿主使用他们的牺牲，使祂的教会得着更深的苏醒；
愿这片因殉道者之血而被浇灌的土地，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
愿更多人因着他们的榜样，听见主的呼召，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献上。让我
们在悲痛中仰望神，在眼泪中仍然持守盼望。因为那位呼召人的主，仍然活着；那托付福音的主，也仍然在作工。正如圣经所说：‘他们虽死，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4）”
不断的使徒传承—临行前的指示
古田华山殉道事件，使福建宣教工场在英国圣公会差会内部被重新看待。这不再是一处单纯等待开拓的工场，而是一片已经以生命回应过福音托付的土地。殉道者所留下的，并不仅是事工上的空缺，更是一份需要继续承担的责任。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英国圣公会差会并未选择撤离福建，反而在祷告与等候中，继续预备并差派新的工人前往中国。1896年初，和受恩（M. E. Barber）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被正式差派来华。
照片说明：该合影所示团体，包括福建古田华山殉道事件后首批前往福建的八名女传教士，以及数位在禾场服事时间较长的同工。至1897年，她们的工作分布如下：
宁德（Ning-Taik）：谢师姑（Miss Little，1889年来华），包美宜（Miss Boileau，1892年来华），嘉清泽（Miss Janey Clark，1892年来华）。福清（Hok-Chiang）高山（Ko-sang-che）：Harrison小姐，Andrews小姐，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长女Minnie Wolfe小姐。福清港头（Keng-tau）：和受恩（Miss Barber），花师姑（Miss Oatway），护士卢小姐（Miss Leybourn，已被任命在该区服事）。福州（Foo-chow）：Brooks小姐，协助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次女Annie Wolfe小姐从事妇女工作。Bushell小姐（F.E.S.），福州女子学校的重要校长。福宁（Fuh-Ning，霞浦）：Clemson小姐，协助嘉恳汨（Miss J. E. Clark）负责女子学校事务。连江（Lieng Knog）：岳爱美（Miss Oxley）。古田（Ku-Cheng）：Goldie 小姐（1887年来华），Garnett小姐，一位独立服事者，1895年随加拿大协会的Boyd夫妇前往古田。
CMS 的秘书在指示信中进一步指出：“由于古田的殉道事件，福建已成为一块以殉道者鲜血所买来的神圣土地。真正的使徒传承永远不会中断。我知道，如今在英国仍有许多人，愿意接替那些倒下的先锋。我们的神确实使你们蒙受荣耀，如今允许你们在适当的程度上填补这个空缺”。
CMS在致于和受恩个人的信件中，给予她更为具体而属灵的嘱托：“Barber 小姐，委员会欣喜地得知，你在为主事奉方面已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这将使你在海外服事中受益。你即将被分配前往的地方，当地人群的性格无疑会对你的能力带来不小的考验。你务要牢记，英国的经验本身并不能完全应用于中国。你需要靠神的恩典而活，与祂紧密同行，并努力在工作与同工之间，持守广泛而平衡的眼光。世上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需要耐心。‘你们的力量在乎平静和安稳。’（赛 30:15）如此等候神，你将成为同工们的力量之源，也必成为中国妇女极大的祝福”。
信件最后提醒她们这些福音的使者，为了基督的缘故“到外邦人中”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你的特权：“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加拉太书1:16。
你的使命：“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俄巴底亚书1:1。
你的保障：“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耶利米哀歌4:20。
你的鼓励：“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诗篇46:10，以西结书29:21。
所以，你要高唱得胜的赞歌：“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诗篇126:2[9]”。
1896年2月23日，和受恩一行抵达香港；3月3日安抵福州。罗为霖（Rev.L.LIoyd）[10]与Minnie Wolfe等人前往迎接，并陪同她们转乘汽船进入福州城。一到福州，和受恩便致信CMS的秘书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先生，分享了抵达福州的喜乐心情：
“亲爱的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先生，当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并意识到神赋予我们的荣耀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信靠我们父神的话“我必保守你”，是何等愉悦的一件事。…当我真正抵达中国的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11]。(1896年3月6日，和受恩于福州)
脚注：
[1] 本书所引《诗歌》均出自台湾福音书房印行之《诗歌》版本（台北：台湾福音书房）。
[2] James Reetzke, M. E. Barber: A Seed Sown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Bibles & Books, 2005), p. 6.
[3]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22册，第三十三篇〈属灵进步的首要条件〉电子书。
[4] 1889年10月，戴德生根据马可福音16章15节，认真思考“万民”的定义，撰文“传给万民”，发表在1889年12月的《亿万华民》刊物上。他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每位每天向50个家庭（250人）传福音，三年（1000日）内便可使中国内地二亿五千万的人民听到福音。他说：“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祂就全然不是主”。这位主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包括每一个中国人，“祂的命令决无不可行”。之后，他在1890年5月7-20日在上海，于第二次宣教士大会上再次发出需要一千位宣教士的呼声。参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59.
[5] 参见：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vol. 47 (New Series, vol. 21)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6), p. 66. 并参1896年1月16日伦敦至香港旅客名单，第11页。
[6] 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生于1850年3月，为英国爱尔兰都柏林望族。从小素性聪颖，品学兼优。1873年都柏林大学毕业后，于伦敦攻读法律。后听见主话：“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2。当晚，他便决定放下属地的荣耀，奉献自己研究神的话语。1875年，他成为英国圣公会差会的成员。在伊斯灵顿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后，于1876年在伦敦圣保罗教堂与罗为霖等同被按立为牧师。同年9月，与新婚的妻子同着罗为霖前往中国，11月14日抵达福州，致力于教育及本地化事工。“他是一位能以激昂语言唤醒人们投身传教事业的人，也是无惧危险的殉道者，同时还是一位组织者和政策制定者”。1895年8月1日，他在古田华山殉道。
[7]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vol. 2, no. 9 (September 1895), 136–142.Cleveland reprint, 1915.
[8]七名收到“指示”信件者如下：Katherine Mary Andrews，26岁，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Edith Mary Marie Brooks，25岁，缝纫女工；Clemson，25岁，邮差；Eleanor Jane Harrison，24岁，图书馆助理；Amelia Louise Leybourne，27 岁，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Eugenie Louise Little，40 岁，认证按摩师；Florence Emily Oatway，29 岁，音乐家庭教师。详见：James Reetzke, M. E. Barber: A Seed Sown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Bibles & Books, 2005), p. 34.
[9] James Reitzke, M. E. Barber: A Seed Sown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Bible Press, 2005), pp.36-38.
[10] 罗为霖（Llewellyn Lloyd，1850–1931）于1876年在伦敦圣保罗教堂与史荦伯等一同被按立为牧师。同年9月与史荦伯夫妇同赴中国，11月14日抵达福州。其后曾在莆田、连江、霞浦等地服事。1895年8月1日史牧师殉道后，罗为霖继任为英国圣公会女部第二任通讯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负责对外通讯与事工报道工作。他亦参与《榕腔注音字典》第二版的校对，并参与《圣经》深文理和合本的翻译工作，是胡约翰在福建的重要同工。
[11] 此信为和受恩抵达福州后写给英国圣公会差会（CMS）秘书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先生的报告信。原件藏于CMS 档案，现由个人研究者数字化转录，收录于 “A Sweet Savor:
Heritage”网站（https://heritage.asweetsavor.org/letters-1896-03-06-to-mr-baring-gould-arrival-in-china）。本文所引内容已尽可能与原始档案对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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