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是书凡十章，此为第四篇。本系列旨在爬梳近代传教者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之生平遗迹，所涉史料悉依差会档案、往来尺牍及后人回忆。力求于故纸沉镞中厘清时代经纬，复原其事奉脉络。凡各章所述，若非另有志明，皆属原创，以飨读者。”
福宁府各教会之始
宁德隶属福宁府，福宁府 ( 闽东语罗马拼音: Hok Ning Hoo )，府名取自福安、宁德两县的首字。元代置福宁州，明代改福宁州为福宁县，后复升为州，清代改福宁州为福宁府，府治在霞浦县，除霞浦外另辖福鼎（福）、寿宁（寿）、福安（安）、宁德（宁）四县。民国二年（1913）废除福宁府。
首先，福宁府的福鼎教会，乃开始于自剑桥大学毕业的霭顿崇牧师（Rev. H. M. Eyton Jones）。他于1895年3月21日抵达福鼎，并在福鼎开了一家福音书店。之后在福宁的工人派本土传道人租驻于此。1897年5月9日晚，在租住的房子里，司达（Rev. L. H. F. Star）牧师为三位福鼎本地人受洗，他们是该城最先初熟的果子[1]。又有密马可（Marcus Mackenzie）、恒约翰（John Hind）等多位西人经常造访福鼎，并在福鼎开设了西医诊所。而胡约翰、马约翰（Mr. Martin）也曾到访福鼎，有过短暂停留。直至1918年用殉道者姜宏图（Henry Edwin Colles Graham）[2]的款项在福鼎桐山建成“毓贤堂”后，教会方愈发兴盛。
上图：福宁府一些传教士和工人，照片木约翰藏。自伦敦档案馆。
寿宁教会开始于1898年。彼时，司达（Rev. L. H. F. Star）先生访问了这座小城。之后派了一名传教士来，但本地人并没有房子租给他。由于排外，他只能被迫付高昂费用租住客店。三个月的时间里，客店所有需用均需双倍价格结算。借访客、传道、出售福音书等，直至1900年4月才有一人受洗；而福安教会乃始于嘉师姑（Miss J.E.Clark）。她在福安购得民房及地皮，民房改建为宿舍。嘉师姑与侯师姑（Miss A.M,Heard）于1914年迁入居住，并作布道所。
下页福宁府各县照片均来自木约翰（John Baker Carpenter），约摄于1903年。依次为福鼎、寿宁、福安、福宁：
宁德教会的开拓
而宁德古为七闽地，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升场置县，取宁川之“宁”、感德之“德”命名宁德。宁德状似蕉叶，故称“蕉城”。又因宁德位于福建东部沿海，故俗称“闽东”。
宁德毗邻海岸，海湾一直延伸到城墙，它所在的山谷南面是一连串的山脉，从山顶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色。曾有一位传教士写道：“我们下山时看到的景色简直令人陶醉，巍峨的山峰和深邃的峡谷映入眼帘，四周树木、花、灌木散布四周，深蓝色的大海平静的躺在我们脚下，像一片银色的广阔天地蔓延至远处，在清晨的月光下闪闪发光”[3]。
1866年1月底，胡约翰与黄求德等人初访宁德。因未能找到房屋作为教会堂所，只得留下两位布道者李振美、林增信驻留当地。不久，因一位罗源籍茶商（非信徒）为教会在宁德租得房屋，宁德方得以正式辟为传教分站。但事工推进举步维艰，宁德似乎成为整个传教团中最为艰难、甚至令人绝望之地。1869年，有人如此提及宁德：“辛劳的夜晚仍在继续，没有一颗明亮的星星来鼓励孤独的传教士”。 然而，尽管宁德早期事工往前极为艰难，但这一时期并非停滞不前；相反，正是在长期而缓慢的服事与接触中，福音逐步走向周边乡镇，为其后较为明显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往后，福音逐步扩展到二都、六都、石厝、霍童、陈山下、石棠等地。1880年代初，宁德的“萃贤堂”每主日均有六七十人参加崇拜，教会甚为兴旺。
另一面，在西教士包美宜（Miss Boileau）谢师姑（Miss Little）嘉清泽（Miss Janey Clark）等人的劳苦下，1897年春，西门外女生寄宿学校落成，可容纳寄宿生50名，名曰“毓秀”女学校，由嘉清泽师姑为校长。毓秀女子学校，在创办初期仅有数间简陋平房，后因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于民国九年（1920年）建成一栋三层砖木结构校舍，并开辟操场、修建礼堂，附属建筑尚有厨房及西教士居住的“师姑楼”。不久，妇女学校（人德妇校）亦相继落成并开校。该校培育出不少日后从事传道事工的妇女，同时亦造就了一批贤妻良母，使许多家庭蒙福。女校与妇学中，亦有多名女子受洗，成为天国的子民[4]。
至于宁德医院的开办，最早可追溯至1901年来华驻宁德的Merchant护士。1905年，又有来自加拿大的韩美宝医生（Dr. Mabel Hanington）[5]，来到宁德正式开办了圣教妇幼医院（民国时改称永生医院，今宁德人民医院）。期间，韩美宝医生和嘉清泽师姑还培养出了宁德西医界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阮琼珠[6]，1921年，阮琼珠成为该院的首任华人院长。
上图：圣教妇幼医院正面
上图：宁德圣教妇幼医院，约1905-1907，本照片宁德李伟先生提供
1899年2月，由于宁德有教士回国度假，和受恩从福清的港头被调到宁德（按：从福州乘马车到宁德需要三天时间）。她在福清港头的职位也由来自澳大利亚一位虔诚的女教士莫特小姐（Miss Mort）所接替。到宁德后她迅速进入服事——暂时接管人德妇校：
“过去一年里，对于我自己和我的工作来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我的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今年二月，我离开了福清的港头，来到宁德（Ning Taik）帮助包美宜（Miss Boileau）小姐。
我一到宁德，包美宜小姐就立即委派我负责妇女学校，而学校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喜乐。由于场地有限，我们只能招收25名女性，上学期和本学期都招满了。有一件事让我无比欣喜，那就是这些女性对真理的深刻理解，以及她们对神之爱的亲身体验。今天我讲的是出埃及记第16章，当我讲到‘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这句话时，我感到有义务告诉这些女性，我教她们是多么的快乐，因为她们对灵性食粮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望！她们如此享受地吸收灵性的教导，以至于能够向她们讲解经文真的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我告诉我亲爱的同工包美宜小姐，我正在她播种的地方收割，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教导下的女性，当她们刚来到这里时，对《圣经》一无所知，有些人甚至连一个汉字都读不懂。我们目前有11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阅读旧约和新约；这是近两年学校教育的成果，而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位老妇人，按照中国的礼仪被称为‘老奶奶’，她61岁才来上学。当她聆听关于耶稣的真理时，她那慈祥苍老的面容上洋溢着喜悦，因此，我常常惊讶于她对那些关乎她平安的事物的了解。前几天，我根据罗马书8:16问了这个问题：‘圣灵使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吗？’她笑容满面地回答：‘是的，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没有人比这位亲爱的女士更乐意谈论她救主的爱。
至于这个地区其他地方，我在宁德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很少去探访，但有几次我和我们的圣经妇女一起出去，我很高兴看到热情的基督徒。有一次，我去一个离我大约两英里远的村庄探访。我走进屋子，和那位圣经妇女坐在一起，手里拿着她的《新约》，她告诉我她也一直在‘寻找迷失的人’。当她告诉我她那天所做的一切时，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她说：‘哦！真可惜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那么多听众，我的声音很快就疲倦了[7]’”。
在宁德，和受恩一面照顾学校，另一面她也偶有配搭探望。由于不适应当地水土气候，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她担心再次崩溃。最终不得不请求更换服侍地区，因为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下去了。但不管如何，在她的服侍下，从人德妇校毕业的学生中，有三位成为“圣经妇女”，而且她们都得到良好的评价，据说其中一位在讲道方面有能力且又热心。
1899年夏天，由于西北地区动乱发生。基于安全考量，福州CMS总部派人带信来到宁德。包括和受恩教士在内，所有传教士撤回福州三个月。再回宁德后的1899年11月，和受恩教士写信，讲述了一位瘸腿的女人从三英里外的一个村庄来到她所在的地方接受耶稣的事迹：
“昨天，一把椅子停在我们门前。我去看是谁来了，却看到一个可怜的残疾女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瘸子。她的衣服前面挂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段祷文，还有一本我们教初学者的小书。她回应我的问候，说：‘我来学习耶稣’。除此之外，她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后来，我从学校的校长那里得知，几周前，包美宜小姐和她的圣经女教师到这个女人住的村子里探望，她派人去请她们，希望这个外国人能治愈她的身体。当然，包美宜小姐告诉了她关于这位伟大的医生，并把她引向了能拯救她灵魂的那位。此后，她听说了耶稣的事，昨天她拜访我们算是她的第三次。我告诉她经常与耶稣对话的重要性，但她打断了我：‘但有人告诉我，基督徒祈祷时必须跪下，而我不能跪下。如果我低下头闭上眼睛，可以吗？’之后，我们大家一起为她祷告，祈祷时，她默默地哭了[8]”。
两年后她受洗了。以下是和受恩在宁德的同伴郑师姑（Miss Nicholson）关于那位成为基督徒的瘸腿女士的后续信：
“周围的本地人通常叫她‘Mo-ka’（没有腿），但她的洗礼名是‘Ai-Muoi’（爱妹，可爱的小妹妹意）。她来这里只是为了接受为期一周的特殊准备。能有她来教书，我感到非常高兴，她非常渴望学习。看到她从清晨到晚上都坐在小凳子上，除非有人扶她起来，否则完全无法自理或移动，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她非常有耐心。她对汉字的了解令我惊叹。当我向她介绍圣经中的不同章节时，她都能翻出来，并且读得非常好。
有一天，我注意到她读书读得这么好，知道她很少有机会学习，也知道在一段时间里，她的《新约》、祈祷书和赞美诗是她唯一的伙伴，她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它们；但汉字通常不是靠灵感学习的。于是我问她：‘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汉字？如果你阅读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是谁教你的’？‘是圣灵’，她回答说，‘我没有其他人’。
有一天，她对我说：‘在我认识耶稣之前，我曾经非常非常痛苦和可怜，因为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和我母亲都很贫穷’。‘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9]。
1900年5月底左右，和受恩因为健康恶化，不得不离开宁德前往福州疗养。她的澳籍同工Miss L. Bibb接手了原本由她负责管理的女子学校，至6月下旬学期结束。差不多在这时候，福建北部传教区的教士接到福州CMS因中国北方义和团事件而下达的撤离命令。以下是来自Miss L. Bibb的信件：
“…暑假逐渐临近，而我们的体力也开始不支。就在我们通常离开各宣教站的时间前一个月，和受恩小姐因健康状况恶化而病倒，被迫前往福州，并请我接手她在女子学校中遗留下来的工作。我照此行事，与这些亲爱的妇女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月份。
学期结束时…郑师姑（Miss Nicholson）和我分别前往不同方向视察学校。大约离开三天后，我们返回住处，发现一封信在等着我们，命令我们因北方局势动荡而立即前往福州。于是郑师姑和我决定在夏季前往日本，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显得极不稳定，而我们自那以后一直待在日本[10]”。
上图：名字标注者，曾在福宁府服事过的西教士
[1] Mercy and Truth: A Record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s Medical Mission Work, vol. 4, no. 37 (January 1900), pp.
85–88.
[2] 姜宏图（Graham Henry Edwin Colles，1887–1918）生于英格兰剑桥，幼年随家迁居爱尔兰都柏林。190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都柏林大学。1911年来到中国福州，用一年多时间学习语言，并在福州三一中学教授英文。其后数年，常乘教会传教船（T.C.D.）往来福宁各地奔走传福音，频繁前往福鼎桐山、店下、沙埕等处牧养教会。1918年4月15日，姜宏图在巡视福鼎沿海乡村教会返航途中，于三沙附近海面遭海盗袭击殉道，时年32岁。葬于福州仓山洋墓亭。为纪念其事工，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以姜宏图牧师遗款在福鼎购地建堂，“姜宏图纪念教堂”于1920年9月26日落成。参 Henry Edwin Colles Graham, “Article Titl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9 (1918): pp. 534–536；另参陈信健：《闽浙海上教案“题诗艇”事件探析》，《澳门历史研究》第15期（澳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6年11月），第241–251页。
[3] T. McClelland, For Christ in Fuh-Kien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pp. 80–81.
[4] 黄仰英：《饮水思源》，新加坡：西玛出版社，1972年，〈宁德篇〉，第149页。
[5] 韩美宝（Dr. Mabel Hanington，1875–1966），加拿大籍。其父为政客，家境优渥，她为家中长女。青年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多伦多大学学士学位。1903年2月曾短暂来华，驻福清。1905年4月左右被派往福宁府宁德。她排除万难，使现代医疗深扎宁德，造福闽东大地。参李伟先生《韩美宝医生发自宁德的报告》。
[6] 阮琼珠（1893–1988），宁德医院首任华人院长。幼时家境贫寒，6岁时被卖至薛姓农家为童养媳，虔信耶稣的公婆待她如己出。她自幼懂事，品学兼优。得西教士资助，求学于华南女校、广州夏葛医科大学（今中山医学院前身）。毕业后抵住高薪诱惑，回宁德医院工作。1921年9月—1924年，她首次接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院长兼医师。1934年底，阮琼珠进修回国后，将医院实行分科管理，设内、外、妇产等科室，并将圣教妇幼医院更名为永生医院，使医院由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逐步成为综合性医院。1966年，70岁的阮琼珠正式退休。其半个多世纪的行医生涯中，妇产、内、外、儿、眼、口腔等临床各科皆能胜任，一生行医未发生医疗事故。1988年6月，阮琼珠离世与主同在，享年92岁。值得提及的，她是宁德基督徒聚会处早期主要负责人叶逢生之岳母。叶逢生为少数参加过1948、1949年鼓岭两期训练者之一。
[7] M. E. Barber, “Letter from Ning-Taik, South China, November 21, 1899,” in Extracts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899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0), pp. 352–353.
[8] T. McClelland, For Christ in Fuh-Kien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p. 85.
[9] T. McClelland, For Christ in Fuh-Kien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p. 86.
[10] Miss L. Bibb, “Letter from Ning-Taik, Fuh-Kien,”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Extracts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900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901), Part XVI, “Fuh-Kien and Mid China,” p. 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