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本系列旨在爬梳近代传教者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之生平遗迹,所涉史料悉依差会档案、往来尺牍及后人回忆。力求于故纸沉镞中厘清时代经纬,复原其事奉脉络。凡各章所述,若非另有志明,皆属原创,以飨读者。”
基督教新教入闽
十八、十九世纪,圣灵在英美各地大大作工。英美基督新教各会陆续成立差会,作为向海外传播福音的机构。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抵达厦门鼓浪屿,此举通常被视为新教传入福建的开端。同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遂接踵而至。1847年1月2日,美国公理会(美部会)差会派遣的传教士杨顺(Stephen Johnson)自暹罗曼谷抵达福州,成为首位到达福州的新教传教士。同年9月,美以美会差会的传教士亦来到福州。概而言之,十九世纪来闽的新教差会主要有六个:美国归正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卫理公会)、英国长老会、伦敦会以及圣公会。
英国圣公会差会(CMS),又称英布道会,是一个具有安立甘宗背景的传教机构,其成员主要来自英国圣公会,同时亦吸纳其他新教背景的基督徒参与。英国圣公会传入福建始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是年5月31日,札成(Robert
David Jackson)与温敦(William Welton)两位传教士抵达福州。他们亲眼目睹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如保罗在雅典见到满城偶像时一样,内心深受触动。札成于1850年7月写下了他在福州所观察到的“游神”活动: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几乎一出门就能看到偶像崇拜的游行队伍。这些神像由巨大的纸板头和身体构成,木质的手臂由绳子牵动。偶像由几个人在里面支撑,这些人身上披着从偶像脖子垂下来的长布;在神像的脸对面开了一个洞,以便他们能够看见和呼吸。有些人看到外国人走过来,就会摆出大摇大摆的姿态,这足以引来人们的嘲笑。有时,由于他们只能直视前方,所以在向着路的一侧移动时,神像的头会受到撞击,有一次,甚至神像的王冠都被打掉了。人们‘为他们的偶像疯狂’”[1]。
福音工作的发展
在最初的十年间,教会主要在福州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工作,但成效甚微,几近徒劳。由于接二连三的迫教事件,加之短短数年间派至福州的传教士接连失去生命,英国圣公会差会家庭委员会一度考虑关闭福州传教站。然而,在密牧师(George Smith)——这位耐心的“葡萄园管理者”——再三恳求之下,委员会同意至少让这棵“不结果子的树”再生长一年,此议方才作罢。
1863年,密牧师去世。当时差会在福州的传教士仅余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2],以及1864年年底抵达福州的金亚德(Arthur William Cribb)。密牧师去世后,胡约翰因长期劳累而积劳成疾,曾一度前往香港养病。其后因福州再度发生迫教事件,又带病返榕[3]。
胡约翰年富力强,正是他逐步扭转了圣公会在福建的困境。他迅速在福州展开福音工作。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几位中国本土传道人的加入成为重要转机:原属美以美会的黄求德[4]、李振美、李光美等人,于此阶段转入圣公会,成为该会最早的一批华人传道者。其中,黄求德尤为突出。史料载其:“敏而忠直、长于辞令、人咸爱之,故每出布道听者如堵”[5]。
黄求德与胡约翰年纪相仿,系马尾闽安镇人,原以绘画为业,且受过良好教育。二十三岁时,在友人影响下入教。因其坚守信仰,“虽屡受家庭之迫害,而其志不稍挫折”[6]。
1863年,他转入圣公会,成为胡约翰的得力助手。其后,慕道者渐多,教会在平民中的影响力亦日益增长。在黄求德等传道人的协助下,胡约翰自1864 年起,先后开辟了连江、罗源、古田等传教站口;1866年1月底,与其同工者又将基督福音推广至宁德。至1870年代,福清亦已建立教会。
1893年,胡约翰在《教会传教士拾穗者》[7]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清楚提到,当时教会传教会已将其活动扩展至福建五个最大的府,其面积约相当于英格兰的一半。在这一广阔区域内,共设有170座教堂或宗教场所,分布于17个较大的县份,信徒人数近11,000人。
另据该文记载,自1862年以来,已有15名中国神职人员被按立;同时,尚有125名受过训练的教理问答教师,以及38名正在接受神学训练的学生。在各县中,106名中国小学教师承担小学教育工作;乡村地区设有两三所寄宿学校,另在福州设有一所高中,为高年级学生提供教育,这些学生亦同时接受神学院课程训练,预备成为未来的牧师与教师。
在女子教育与妇女事工方面,传教会共设有四所女子寄宿学校,以及三所学校,专门用于培训教理问答教师、学生及其他妇女从事基督教事奉。此外,截至1893年,在福宁府与建宁府尚有两所医疗传教站投入运作,分别由雷腾医生(Dr. B.
Van Someren Taylor)与里格医生(Dr. Rigg)负责,并均有受过训练的中国男子协助其事工。
值得一提的是,圣公会在福建兴办的诸多学校中,有一所后来被称为“三一学校[8]”(Foochow Trinity College)的,乃中国地方教会的重要人物倪柝声曾长期就读之所。1878年(光绪四年),因福州儒生强烈反对传教士进城(即“乌石山教案”),圣公会遂将其传教基地迁往闽江南岸的仓山,并在当地创办“广学书院”与“榕南两等小学堂”。1907年秋,在圣公会福建教区的支持下,来自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大学布道会[9]的万拔文(William Sandford Pakenham-Walsh)牧师,又于仓山施埔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中学,名为“圣马可书院”。1911年12月,万拔文等人购得仓山跑马场附近原沙俄驻榕领事馆馆舍、四座洋房及其附属园地,作为新校址。1912年,两座红砖教学大楼相继落成。随后,万拔文将圣公会在福州创办的圣马可书院、广学书院、榕南小学三校合并,迁入新址,三合为一,正式定名为“三一学校”,下设三一汉英书院、三一中学、三一小学。
英国圣公会女部差会(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 CEZMS)成立于1880年,是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传教组织。其成员最初多为单身女性,包括传教士的姐妹与女儿;其中既有终身未婚者,亦有在工场上去世之传教士的遗孀。自1884年起,该协会开始向晚清中国的传教站派遣女传教士。其最早进入的省份为福建。先后建立的传教中心包括:福州城内(1884年)、福州南台(1886年)、古田(1889年)、罗源(1893年),以及古田的鹤塘、西洋、杉洋,屏南,建瓯小桥、上堡,建宁府(1902年)、松溪(1907年)与浦城(1908年)。
1892年,史荦伯夫妇被调往古田县,并负责照顾当地隶属英国圣公会女部差会的12位单身女传教士;当时福建全省共有26名CEZMS女传教士,因此福建各地的女传教士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女部。1887年秋,魏师姑(Emma Sophia Goldie,属 CEZMS)来华,并与其姐姐马丁夫人(Mrs. Martin)一同在福建福宁地区从事妇女福音工作。在她们到来之前,当地妇女与女童的事工,主要由CMS传教士的师母们以极为有限的方式承担。1889年,包美宜(Marie Dechal Boileau)教士(属CEZMS)也加入了这个服事的行列。其他未婚女传教士,如来自爱尔兰的两姐妹嘉恳汨(Miss J. E. Clark)与嘉清泽(Miss Janey Clark)也于1892年来华驻福宁府。1896年和受恩一行八人也抵达福建。所有妇女的工作都由每年在福州举行的妇女大会指导,这样可以确保“工作的团结和尽可能的统一性”[10]。
妇女工作领域
福建的妇女工作分为五类:一、培训圣经妇女;二、女子寄宿学校;三、驻地班;四、挨家挨户拜访;五、在村庄巡回。
圣经妇女培训学校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胡约翰的妻子召集了一些女信徒,并向她们传授圣经。这些人被称为“圣经妇女”。她们被派往村庄“教导并证实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一栋建筑被用作圣经妇女培训学校,在那里,她们学习了两年的圣经和教导方法的课程。福州圣经妇女培训学校一直是CMS独有的。
女子寄宿学校
驻地班
对于需要进一步指导的基督徒女性,以及对此感兴趣的非信徒女性,还有驻地班课程。这些课程也包括那些渴望妻子了解福音的信徒丈夫的妻子。课程通常为期三个月,期间她们会获得住宿。
挨家挨户访问
拜访中国上流社会的人非常困难。需要引荐,必须遵守礼仪,而且在有机会传福音之前,通常要说很多无用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是怎么来到我们国家的?是走着来的还是坐轿椅来的?没有!也许是坐船来的?你的衣服是谁买的?颜色真暗淡,你为什么不穿绿色、红色或蓝色的衣服?是你母亲或岳母买的吗?是你!你自己有钱,而且你还没结婚!你们国家的女人都不结婚吗?啊!这是有原因的!你得了什么病?你没看见她的脚这么大吗!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你白色的眼睛能看东西吗?(它们是蓝色的。)是的!你能看多远?你能比我们看得清楚吗?你为什么没有黑头发?
拜访下层阶级的家通常更容易,无需介绍,也不需要什么礼节。以下这个记载很典型:也许一位妇女站在自家门口,对一位路过的外国女士感兴趣,于是便和她搭话,那位女士回应道“怎么!她说的竟然是我们的语言!”这位中国妇女惊呼道,随即邀请传教士和她的圣经女教师进屋。一个孩子被派去邀请邻居们来看这位“外国女士”,很快,房间里就挤满了人。
传教士会走进一个庭院,甚至有时候是寺庙,在圣经妇女的帮助下,持续讲道数小时。在中国,传教士总能吸引到听众,当然,人数不一。在一些较好的住所,可能只有五六个人,而在其他地方,则多达150或200人。听众人数不时变化,但即使在几个小时后,当传教士因为时间太晚或太累而不得不离开时,有些人还会恳求道:“再说一遍;我们想记住它”;或者,“快回来,再给我们讲一遍这个故事”。
乡村巡回
传教士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通常会由一位当地的圣经妇女陪同。通常,她们会在一个村庄待上一天一夜,然后再前往下一个村庄。如果那里有基督徒妇女,她们会被召集在一起,鼓励她们继续基督徒生活,并学习一些圣经课程。非信徒也会听到福音。
传教士在乡村巡回传道中可能会遇良机,但更多的是穷困,险峻的山峦、崎岖的山谷,还有炎热漫长的旅程。然而,主却描述说:“那报佳音、传平安…这人的脚踪在山上何等佳美”。(以赛亚书
52:7另译)以及“我另外有羊…我必须领它们来…”(约翰福音10:16另译)。
劳苦果效
[1] T. McClelland, For Christ in Fuh-Kien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p. 4。
[2] 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1834.3.17–1915.12.2),爱尔兰籍,身材高大(约1.88 米),谈吐风趣。1857年进入英国伊斯灵顿学院(Islington College)接受神学训练,1862年5月受英国圣公会差会(CMS)差遣抵达福州,长期从事传道与教会拓展工作。一生披荆斩棘,硕果累累。1915年12月2日卒于福州,安葬于福州洋墓亭教会公墓。其一生除传扬福音外,亦积极参与译介事工,先后将《公祷书》《马太福音》译为福州方言,并译有《约书亚书》、Rev. W. Dalton 著《教徒指南》、《教理问答》及《福州教会用赞美诗》等,因其在福建教会奠基性的贡献,被誉为“福建的摩西”。
[3] 即福州。
[4] 黄求德,福州早期基督徒与传道人,娶梁吕底亚(Lydia Leang)为妻。梁吕底亚为中国最早的牧师梁发(Leang Afa,1789–1855)之女;梁发因协助马礼逊印刷中文圣经而接触基督信仰,后受洗并被按立为牧师。黄求德与梁吕底亚家族中,先后产生八位牧师与九位传道人。
[5] 《圣公会年鉴》(上海:中华圣公会,1949年),“福建教区略史”,第66页。
[6] 同上。
[7] Ven. Archdeacon Wolfe, “The Fukien Mission,”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vol. 2 (1888–1901), pp. 147–149. Cleveland reprint, 1915.
[8] 1916年至1924年间,倪柝声就读于福州三一学校,在该校接受以汉英双语为特色的西式教育。其间,他在学业上表现突出。倪柝声后来回顾这段求学经历时曾自述:“我在校中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同时也是了不得的学生。坏的方面,我是一个常犯规的学生;好的方面,神给我天生的聪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论文常是贴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倪柝声的民族意识显著高涨,在学生中被推举担任代表角色,参与并组织学生运动。三一学校当局遂对倪柝声作出停学一年的处分(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下半年)。1920年4月底,倪柝声在福州天安堂,借余慈度所传福音清楚得救,并奉献自己。随后,他前往上海江湾,在余慈度处接受属灵训练。约于1920年10月返回福州,继续完成学业。返程途中,遵照余慈度的嘱咐,倪柝声在白牙磹拜会了和受恩。
[9] 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简称 DUFM)由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于1885年成立。在史荦伯(R. W. Stewart)的进言下,该布道会开始协助英国圣公会在福建地区的传教工作。DUFM主要特点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所开展的传教实践。史荦伯认识到,中国福音工作的长远发展必须倚重本地人,因此致力于兴起一支以本地信徒——尤其是受过教育者——为主体的教会。他推动的改革措施包括:为本地儿童设立学校,教授圣经知识并提供基础教育。经过约十年的努力,这类学校的数量由最初的4所增长至82所。此外,他还引入了一套基于拼音的圣经印刷系统,使新信徒能够在数月之内学会阅读《新约》。与此同时,传教医院的事工亦取得显著成果:医院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本地医生,也逐步将部分医疗工作交由他们承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本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在DUFM成立初期(1887—1895年),该布道会在福建尚未拥有明确划定的传教区域。至1896年底,通过与英国教会传教会(CMS)达成协议,除宁德外,福宁府其余四个县城正式划归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作为其宣教范围。参A History of the Dublin University Fuh-Kien Mission (1911), pp. 6–7.
[10] T. McClelland, For Christ in Fuh-Kien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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